2014年下半年以来“跌跌不休”的国际油价,为我国石油进口,以及石油企业“走出去”获得新的油气供应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取决于国内体制机制的应变能力。
目前,国家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库容有限,早已被高油价时期签订的“期货”充注得差不多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带
来“低油价”时,我们正忙着三大油公司重组上市,顾不上;美国“两房”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低油价”,我国却由于经营管理缺陷,不仅国企,连
“船小好调头”的民企,也错过了“最佳时间窗”。“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但愿这次能把握好机遇。
自1993年我国石油公司参与秘鲁塔拉拉油田开发算起,我国油企
“走出去”,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份额油已经超过了1亿吨,业绩不俗。实践证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巨大空间。截至目前,国外九成以上的投
资、九成以上的份额油属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公司,其中,中石油占据份额油“半壁江山”。显而易见,各石油公司在国内国外都扮演了相似角色,拥有
相似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国内发达的石油工业是有效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基础”。
从单纯参与国际市场贸易“分享资源”角度讲,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是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足以
维护我们的全球利益,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油进不来怎么办?
“国内油气资源是能源安全的基础”,因此,在原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的当下,仍然要强调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国内为主,国外补充”的发展方针。应当清醒
看到,我们“走出去”,并非本土没有油气或者资源枯竭了,而是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本土油气产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是跻身世界前列的油
气生产大国,本土年产原油2亿吨,天然气1000亿方,这是应对各种非常事件的坚实物质基础,需要倍加珍惜,并进一步夯实这个基础。
目前看来,世界石油供需关系相对比较宽松,只要经济上可行,中国完全可以多进口些油,本土少采些油。低油价时
期,甚至可以考虑将额外进口的油气回注到己开发或枯竭的油气田中储存。非常时期,则依靠本土资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不过,基于石油上游业高风险、长周期的
特点,低产井,尤其是高含水、高含蜡油井关井后不易开井等特点,仍然要抓紧时间在本土积极勘探开发,多建产能,视油气进口难易程度决定国内的开采強度。而
且,平日里努力开采“低品位”资源,非常时期动用“富集高产资源”。
其实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实例,比如荷兰的“小气田政策”。上个世纪50年代末,荷兰发现了欧洲最大的气田
——格罗宁根气田,该气田地质储量25000亿方,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800亿—900亿方。荷兰在陆地与北海领海区域,也存在大量的“小气田”。基于能
源安全,平日荷兰鼓励小气田多采气;而将格罗宁根大气田,产量压低一半,作为调峰应急气田使用。2014年,格罗宁根产天然气540亿方,而小气田也有
260亿方的产量。
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有过类似举措,当时,将大庆富集高产的喇嘛甸油田留作战略储备油田。直到上世纪70
年代末,为了支撑濒临崩溃的全国经济,喇嘛甸油田才被动用。之后,国家层面除了強调修建储备油库之外,该将哪些油田作为储备油田,战略显得很模糊。延续
30多年的改革中,石油主管机构频繁变动,新机构对石油业的特点,我国石油业的现状和前景若明若暗、心中无数,突出表现在对待页岩气和常规油气探明未开发
储量的“厚此薄彼”上。从技术难度和成本上看前者远高于后者,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然选择后者为现实的开发对象,前者扮演“未来之
星”,而不会颠倒先后角色。
到2012年底,全国探明未动用的石油储量有82.8亿吨,若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到0.5%,原油产量
也有2000万吨。探明未动用的天然气储量有4万亿方,若动用一半,产气速度为1%,气产量也有200亿方。而页岩气虽然发现了涪陵气田,但总体上还处在
起步阶段。
显而易见,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实际国情的石油发展战略,作为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需要一个強有力的职能部门,集中高效地统筹全局,实实在在地谋划未来,才能把“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真正做成互为表里的一篇好文章,才能抓住并用好每一次出现的机遇!
(查全衡系中石油咨询中心专家,本文由本报记者仝晓波采访整理)
http://www.cnenergy.org/dujia/201502/t20150228_347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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